“破四唯”和“立新标”,如何才能并举

时间:2023-07-17 18:00:02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常戍 蔡侗辰 丰捷等

没有论文能不能评职称?学历不高算不算人才?奖项不够是不是贡献小?

多年来,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广大科技工作者。“算工分”“数个个”“睁眼就为项目愁”,让本该凝心静气的科技工作夹杂着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的焦躁……

这,不是科技强国建设征途上该有的样子!

2018年以来,一系列以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为鲜明指向的人才评价改革新政密集出炉。

然而,当“破四唯”成为广泛共识,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破,不是目的。破了之后立什么?该怎么立?

评什么——不拘一格降人才,让更多埋头实干的人才“冒”出来

33岁评上副高级职称(简称“副高”)很常见,34岁评上正高级职称(简称“正高”)也并非没有,但从副高到正高,只隔一年,则堪称“奇迹”!

1989年出生的房震,正是这个“奇迹”的主人公。而他的“奇迹”,源于另外一个“奇迹”。

2022年7月15日,安徽合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房震和同事们正紧张地盯着大屏幕上那个不断变化的数字——42T,43T,44T……45.22T!

世界纪录!这是全球范围内可支持科学研究的最高稳态磁场。原纪录由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室保持了23年。

“真过瘾!”作为新纪录创造团队的一员,那一刻的兴奋,直到今天还能被房震瞬间激活。

还有更“过瘾”的事等着房震。

几个月后,院里开始评职称。按说,这与前一年刚评上副高的房震没什么关系。但听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有绿色通道”,他决定试试。

在随后的院学术委员会评审现场,房震的名字和成果成为焦点之一。评审专家讨论后认为:这个突破不简单——强磁场就像显微镜,通过它可以“看见”物质内部的特点、规律,为前沿探索提供“非常高的平台”。

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最终的正高人员名单里,房震颇有点恍惚。“这要放在过去,怎么可能!”“刚做出成果,几个月是攒不出论文和专利的。”他直言。

确实,按照过去的标准,论文、奖项、专利都是评职称的刚性要求。“但这几年完全不一样了,只要你在实际工作中做出成绩,真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主任孙玉平说。

与科研成果“高大上”的房震相比,年过五旬的“花生专家”崔凤高,也迎来了自己的“新赛道”。

选育花生品种、建成果转化基地、给农民搞培训……这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土”专家,干了一辈子“接地气”的事,却连续19年没评上正高。

一切卡在了一张纸上——崔凤高只有大专学历。

转机出现在“破四唯”后,院里将科研成果转化效果等指标列入了评聘依据。2021年,没学历、没几篇论文的老崔,凭借长期在一线服务“三农”的贡献,成功评上了正高。

那一刻,崔凤高感慨万千。所有的委屈,最终化为振奋:“‘破四唯让我们看到希望,干事有了奔头。”

这句话,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怎么评——给你“菜单式”选择,更加灵活的评价方式广受欢迎

一次通过!做了32年田间地头“晴雨表”,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气象局胡桂萍去年终于享受到了副高岗位工资待遇。

“我想参评副高级职称多年,始终没信心,主要是从事一线业务服务工作,能发表的成果少。”说起过去,这位“老气象”大倒苦水。把服务基层的技术人员与专门搞研究的科研人员放在一块比,能不吃亏吗?

2021年,中国气象局实施分类分层评价,让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人才都有自己的专属“赛道”。“不同的人干的活不一样,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人。”中国气象局人事司司长王志华解释道。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气象局在南疆地区开展“定向评价、定向使用”试点,为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定制岗位晋升“快车道”。与胡桂萍一样,那一年不少人搭上了这趟“车”。

目前,“双定评价”已推广到更多地区,让扎根基层特别是艰苦地区的气象人,不再“原地踏步”。

“量体裁衣,这样才能稳住队伍。”王志华感慨。

稳住了队伍,也激发了活力。

“‘破四唯后,我们明显感到工程应用研究人员更爱钻研了。”这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特聘教授滕超的心里话。

滕超和团队经过多年攻关,研制了一种新型光刻胶,使我国芯片制造供应链上的重要原料实现自主可控。

“现在的评价机制是因人而设,区分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研究等,做到了‘同而不同。”滕超说。

“同而不同”,同的是科技工作者的身份,不同的是从事的研究工作,没有高下之分。

吴生志用了一个比喻——“菜单式”选择:“分类评价就像‘菜单,体现科研活动多样性和人才差异性。菜单里有很多菜,选择适合自己的就行。”

吴生志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做人事工作,如何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是他和同事一直琢磨的事。

“与分类评价同步进行的,还有拉长评价周期,减少考核频次。”吴生志说,“院里实施的‘五大人才计划项目以五年为周期,除了一次中期评估外,不设其他考核和过程监管环节,让科研人员尽可能将精力集中到创新本身。”

彭慧的成功就得益于长周期考核。“我做了十多年原始创新研究,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得益于学校的‘柔性评价体系,不然可能早被淘汰了,因为我的研究周期很长。”她说。

彭慧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事肝脏免疫学研究,对于像她这样的青年科研人员而言,长时间稳定经费保障,日常性年度考核减免,就是对他们专注科研最大的支持。

事实上,无论是分类评价,还是长周期考核,都是尊重科技工作者成长规律的用心之举。让各类人才尽得其所、各展所长,安心做研究,已成为许多科研单位的共识。

谁来评——同行的評价更科学,用户的评价更中肯

34岁的莫彦,时常被人看成43岁,就因为那张粗糙、黢黑的脸。他总是一笑置之,依旧在玉米地里与农户“切磋”,乐此不疲。

“我的东西好不好,他们说了算!”

莫彦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一名科研人员,研究怎么让玉米“喝水吃饭更有效,节水增产效率更高”。不久前,他去某地申请项目,当地工作人员指着柜子里的一沓报告,向他抱怨:“能立竿见影、产生效益的报告只占三分之一。多数成果是‘僵尸专利,不实用。”

虽然那些报告都不是莫彦做的,但他仍羞愧难当。在他看来,用户是他们的“甲方”,甲方的评价,才最真实、最有效!

“以前,为了评价自己的成果,大家得找有关部门开技术推广证明。”莫彦说,现在不仅有小同行、大同行评价,还会听用户的意见,看技术、产品到底好不好用。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人才优劣,谁来评?成果价值,谁来定?对于搞产品研发的莫彦来说,用户更有发言权;
对于搞基础研究的左二伟来说,同行专家更具慧眼。

几年前,“土博”出身的左二伟,进入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的人才引进视野。要在过去,不是海归、没发过“顶刊”,只有中级职称,哪儿入得了研究所的“法眼”?

“我们在引才时,探索实行小同行评价制度,根据引才对象的研究方向,由所内外相关领域的同行专家组成面试组,所有引进的青年英才必须与面试组面谈,就研究方向、未来规划进行深入探讨。面试组会从人才的学术水平、发展潜力、与研究所契合度等方面,给予专业的建议。”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人事处处长姚庆磊介绍。

在国内外同行的“查验”下,左二伟的潜在价值被“看见”——“虽然资历尚浅,但从事的动物基因编辑技术研究在当时并不多见,与研究所的发展方向非常契合。”随即,研究所破格向左二伟发出课题组组长和所聘研究员聘书。

事实证明,“伯乐”的眼光极具前瞻性——左二伟研究提出的单碱基基因编辑造成大量脱靶效应及其优化解决方法,入选2019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我们不仅听取科学家同行的意见,而且正在探索让企业家、金融战略家参与评价。”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卢建军介绍。

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西安交通大学组建的“伯乐”阵容是55支“科技经纪人”团队。

什么是科技经纪人?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挖掘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搭建技术、资本、市场之间的桥梁。“许多科技成果转化都要通过企业、资本来实现,他们对成果的价值更清楚。”卢建军说。

同行更了解同行,客户更懂科技成果的“含金量”。这也正是莫彦一直坚持在玉米地里与农户打交道的原因。“只有通过了用户的检验,你的科研成果才不会是‘僵尸,不会是锁在柜子里的一纸证书。”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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