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 曹文宏
摘 要：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现实的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对应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法哲学批判时期、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在不同时期“现实的人”具有不同的实际内涵，“现实的人”经历了从出场的原初意象到批判的自我建构再到超越的具体再现这么一个颤变历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现实的人”的概念内涵呈现着由感性具体到具体抽象再到抽象具体的辩证发展路径。“现实的人”实现了马克思对以往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人学理论基础。“现实的人”呈现出具有总体性的历史理论形态。
关键词：现实的人;二重化;物质生产;社会的人
作者简介：张超，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E-mail：867652568@qq.com，福建 厦门 361005）。曹文宏，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福建 泉州 3620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研究”（18JD710038）;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年度项目“基于整体性视野的新发展理念研究”（FJ2019ZTB035）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2）03-0005-07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明确了马克思和他所创立的科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现实的人”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那么，什么是“现实的人”？它是如何生成的？带着这样的问题，回顾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作为理论基石的“现实的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它们对应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三个时期，即法哲学批判时期、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在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现实的人”的概念内涵呈现着由感性具体到具体抽象再到抽象具体的辩证发展路径。首先，马克思批判性地分析了资产阶级现实的“私人”和“真正的人”，指出其利己性和虚假性，形成对现实的人的原初意象，进而又通过思维的抽象将“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建构为“现实的人”的一般性特征，形成自己的哲学概念并批判资产阶级的“观念的人”。最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将“现实的人”具体规定为“社会的人”从而超越“现实的人”本身。在方法论意义上，马克思“现实的人”超越静态的概念范畴，转向对人的本质如何生成的动态把握，呈现出具有总体性的历史理论形态。
一 法哲学批判时期：现实的“私人”与“真正的人”
“现实的人”不是马克思创造的概念，施蒂纳和费尔巴哈等都使用过“现实的人”，但他们的概念是抽象的，缺乏社会现实的一维。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考察是从现实的社会中所真实存在的个人开始的。马克思明确指出，“现实的人就是现代国家制度的私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人分为公人和私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由此，马克思揭开了现实的人的二重化存在，即公人和私人的对立统一。公人在现代法权意义上表现为公民，而私人则是市民社会中的市民。现实的人就不再是市民社会中整个的人而是处于分离状态的人，即经济和政治的分离，这是马克思对于现实的人的原初意象。这样，人的二重化必然导致市民社会解放的不彻底性和政治解放的悖谬性，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所谓市民社会解放仅仅将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仅仅使人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人不再从属于宗教，而是从属于国家。在国家制度中，人的权利获得了世俗的保障，人不再需要上帝的恩典就能生存，人从对遥远的天国的膜拜转向了对世俗世界的热望。很显然，市民社会的解放只是将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转移到了对国家的依赖。因此，市民社会解放是不彻底的，它依然没有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另一方面，政治解放使人们获得了所谓形式上的平等，人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但依然保留了市民社会中人的经济特性，即物的依赖性。对物的依赖使得人们成为完全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的经济活动主体，人与人之间的契约都是因维护个人的私利而“签订”的。这样，国家就成为维护私人利益的工具，平等是通过利益的多寡来衡量的，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因而，个人并没有在政治解放中获得真正的平等，它受制于私有制。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人的二重化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二重化，人的本质的二重化以及人的权利的二重化。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将其概括为“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31页。），代表普遍利益的抽象国家必然与只求私人利益的单个人所组成的市民社会形成矛盾，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分裂，公人与私人的分离，以及权利和义务的对立。“因此，国家公民也是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彼此分离的。这样，他就不得不与自己在本质上分离。作为一个现实的市民，他处于一个双重组织中：处于官僚组织……和社会组织即市民社会的组织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96页。）这就是现代社会或者现代人的二重性存在。
在明确了现实的人的二重性存在之后，马克思利用“真正的人”这一概念来指称现实的人的政治属性，在政治领域开启了对现实的人的批判。马克思这样说到，“可是，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8页。）德国的落后现状表现为两種“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的产生，即康德和黑格尔。康德主张脱离市民社会而建立理想国家，强调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划分;而黑格尔主张超越市民社会而建立理想国家，强调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由国家的普遍形象演绎而来。事实上，他们都没有正确地对待市民社会的客观现实。所以，“德国人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可能产生，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11页。）正是由于不顾“现实的人”，才使得康德主张脱离市民社会建立理想国家;正是由于“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才使得黑格尔以一种虚幻的方式实现“私人”和“真正的人”即现实的人经济性和政治性的统一，也就是精神上的统一而非现实的统一（绝对精神）。“真正的人”虽然看似高于现实的人而更接近于人的本质的解放，但事实上，由于“真正的人”本身并未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导致了“真正的人”的虚假性和不彻底性，因此也不可能实现自身彻底的革命。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公民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46页。）。这样，无论是现实的“私人”还是“真正的人”都只是人的社会关系的片面反映，而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单就现实的“私人”或“真正的人”都不可能是人类的解放状态。通过上述分析，在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主要是对社会现实中“现实的人”进行了带有批判性的分析（而不是分析性的批判），是对“现实的人”的感性具体地把握。现实的“私人”和“真正的人”构成了资产阶级“现实的人”的虚假性和矛盾性，使马克思看到了现代解放的政治局限性，从而为人类解放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628C8EA6-48F1-4F50-BCFB-9A2FFB71D491
由此，马克思接着强调，“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46页。），而不是分裂为不同属性的各个部分的解放。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就是消除市民社会的分裂状态，使政治解放复归于人类解放，使市民社会和在市民社会基础上所建立的国家复归于人类社会。因此，一方面，只有当作为人的属性而存在的各种关系（如代表政治关系的“真正的人”）统一于人自身，人类实现了各种身份的统一，并且作为这种完整的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另一方面，“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自身的‘固有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46页。），人类的全面解放即自由人联合体才能从理想变成现实。也就是说，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异化出来的人类本身“固有力量”不再是人统治人的，人剥削人的异化力量，政治力量复归为社会力量，人类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所以，马克思为批判而批判所得出的历史结论为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才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501页。）
二 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现实的人”的建构
如果说在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只是将现实的人作为批判性的分析对象，揭露了现实的“私人”的利己性和“真正的人”的虚幻性，那么，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在“为批判而批判”所得出结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借助感性的具体的现实的个人，通过思维的抽象构造出另一个“现实的人”，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基本概念建构起了无产阶级的哲学世界观——唯物史观。那么马克思“现实的人”是如何在批判基础上进行构建的呢？它和康德、黑格尔“抽象的人”又有何种本质区别？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康德、黑格尔不从市民社会的现实出发，也就“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499页。），这导致了其哲学理论的唯心主义特质。与之相反，马克思把人的活动理解为对象性活动，即实践，这从根本上确立了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根基。可以说，实践发展到哪里，马克思“现实的人”便建构到哪里。
首先，通过“为批判而批判”所得出的结论，即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人”的私利性和虚幻性，马克思看到了德国“思想形象”的唯心主义特质。“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516页。）这句话概括了马克思所面临的问题，即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以及自然和历史的对立，这些对立恰恰成为马克思深入思考理论问题的出发点。马克思要谈论的不是空洞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而是理论的现实性和历史的自然前提。他紧接着说，“我们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516—519页。）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个人，是实实在在地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个人。这样，马克思“现实的人”是由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人”高度抽象概括出来的人，来源于现实但却高于现实，现实性是其首要的特点。由此，与资产阶级“现实的人”不同，以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为人类社会共同的一般特征这一基本论断为基础，马克思“现实的人”将人类社会和人拉回到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原始地平。对历史唯物主义者而言，“现实的人”是一切理论的前提，也是一切历史的前提。
其次，马克思通过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独立性和其他实践活动对第一个历史活动的依从性证明了“现实的人”的现实性。作为一个抽象概念，“现实的人”虽然来自于感性具体的抽象概括，但它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它随着现实的历史的不断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人”表现为一定具体的真正的知识而为实证科学所把握，但随着现实历史的改变，“现实的人”必将表现为样态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人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價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526页。）马克思用抽象的“现实的人”来代替感性具体的“现实的人”，这是一种理论的升华，是基于现实的历史所做出的理论升华。虽然是抽象的，但它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费尔巴哈的“类”，也不同于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和施蒂纳的“唯一者”，这些都是没有现实根据而臆造出来的“意识的空话”。马克思“现实的人”来源于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个人，是现实的历史中的“现实的人”，是可以得到证明的有根据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那么，如何证明？马克思通过两个方面来证明这一抽象概念的现实性：
（一）通过对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确证来证明“现实的人”的现实性存在。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531页。）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现实的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性活动或实践活动，而非是“观念的人”的感性直观或者纯粹的理性思辨。所以，“现实的人”虽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却来自于对人类历史活动的抽象概括，有其客观现实依据。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确认，强调了人类一切历史活动的条件性，历史性和现实性，因而“现实的人”一方面主导了人类一切历史活动，同时也在人类历史活动中塑造了自身，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总之，作为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客体以及主客体的统一，“现实的人”是实现了的现实和现实的实现的统一体，其客观的现实性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二）紧接着，在完成了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的基础上，人的类本质得以全面展开，这种类本质形象突出展现了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本质联系，这种本质联系表现为一定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并被定格为人的“固有力量”。因此，人的“固有力量”不光体现在现实的人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人的物质力量，更体现在包括了物质生产方式在内的所有生产生活方式中所蕴含的社会关系（力量）——因交往和分工而生成的人的类本质力量。所以围绕着“现实的人”以及确证人的本质的各种社会关系也是具有客观现实性的。当然，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于其他一切历史活动具有决定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由此，马克思显然是在强调“现实的人”作为意识层面的抽象概念是为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也强调了“现实的人”所统摄的所有的其他实践活动对于第一个历史活动的依从性，从而也强调了“现实的人”对于社会存在的依从性。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现实的人”蕴含着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表达，也就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501页。）628C8EA6-48F1-4F50-BCFB-9A2FFB71D491
再次，“现实的人”作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哲学基础，它的建构也离不开对旧哲学的批判，确切地说，是对“观念的人”的批判。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产生了一系列的思想范畴，它们有来自于黑格尔自身的“实体”和“自我意识”，也有其世俗化的形象，诸如“类”“唯一者”、大写的“人”等。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它们是观念的产物，是“现实的影子”，可以“被宣布为宗教的人”，其本质便是臆想的观念的人。“现实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的，进行实践活动的人，这是马克思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原点。如上所述，这个逻辑原点是建立在批判黑格尔的思辨人学和费尔巴哈感性人学基础上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和物质生产活动之间的关联的强调使他在哲学世界观方面跨越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马克思“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就是指“现实的个人”的对象性活动，突出了人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性特征。诚然，费尔巴哈也讲感性，但他只讲感性对象而不讲感性活动，不讲实践，或者“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确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499页。）是一种“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502页。）感性直观带来的只是对感性对象的表面化和符号化的理解，无法理解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最终只能导致就对象而对象地看问题，孤立、片面、静止地看问题。因此，马克思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而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530页。）费尔巴哈作为一个感性的直观的机械唯物主义者，对于客观世界，他没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于主观世界，他又将客观存在的实践活动仅仅局限于在头脑中的“理论的活动”。他始终没有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真正统一起来，因此，他最终滑入唯心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他仅有的现实性也被抹杀，从而成为观念的东西。由此，马克思更为深刻地批判了“观念的人”的虚假性。“观念的人”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它们是思想的产物，而非现实的存在，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是“彼岸”的，是通过思维而不是实践获得证明的“真理”。因此，“观念的人”只能存在于观念之中，它只能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展现其思辨的特性，但却不能离开头脑而客观存在。马克思“现实的人”是来源于现实的科学抽象，是对实实在在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的一般性概括，具有现实性和对现实的依从性。
三 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现实的人”与“社会的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将研究的重点从抽象的哲学思辨领域转向了更为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学领域，将“现实的人”还原到从事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社会的人”，这是对“现实的人”更为具体的规定，丰富了“现实的人”的概念内涵，完成了对自身理论的一次超越。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讲到从事“物质生产”的个人是这样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在这里，马克思首先指出了个人以及个人生产是作为一切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的，同时也明确强调了个人与个人生产的条件性和社会性。马克思批判了单个的、孤立的、原子式的人，将“现实的人”与其严格区别开来。这些人虽然也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具有“现实的人”所內楔着的一般性特征，但是这类人却缺失了社会一维，即缺失了个人和个人生产的条件性和社会性。马克思说这是“缺乏想象力的虚构”，是鲁滨逊式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虚构的艺术性的存在。因为，所谓“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离开了人类社会是无法产生的，至少他们被冠之以“猎人和渔夫”的称谓是因为他们的技能来自于先辈的传授，来自于“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540页。）。即使这种具备了某种技能的单个人得以产生，但如果没有了作为人类一员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所获得的积淀，他也只能是一只“狼孩”。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区别于动物的畜群，关键在于“现实的人”意识到自身无法脱离他身处其中的类存在的整体关系。正如馬克思所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第6页。）。因此，像斯密和李嘉图仅从维护个人私利而形成的英雄主义个人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假象，而只有“社会的人”即“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才是人的实然状态。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
马克思突破了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将分配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的狭隘视角，而将生产看作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并且强调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第6页。）马克思给“现实的人”赋予了更为现实的具体的语境，即它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人。马克思对人的批判深入到了对人的存在前提的批判，把对人的实践活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实践关系的批判引向对历史的纵向考察。马克思开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来考察“社会的人”：不同的生产方式代表着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造就了不同的社会现实条件。“现实的人”便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成为具有一定阶段性特征的“社会的人”。可见，“社会的人”代表着“现实的人”的具体内涵，是具体的“现实的人”。很显然，围绕着现代“社会的人”的生产活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也是对他所总结的第二大社会历史形式的具体阐释。因为，现代“社会的人”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集中表现形式。更重要的，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的人”所蕴含的创造力量中也包含了巨大的破坏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有限的基础”为新的社会关系的建构提供“物质条件”。在此基础上，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互动在更高层次达成新的历史的统一，“社会的人”便淘汰了旧的样态，完成了新的建构，这一新的建构便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基石。在新的建构中，“社会的人”所内蕴的现实性因素，即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作为新的社会属性而存在。由此，“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9页。）成为构建未来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现实性因素。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现实性因素基础上的构建不就是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吗？“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0页。）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社会的人”或者说“现实的人”才能不断地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628C8EA6-48F1-4F50-BCFB-9A2FFB71D491
综上可见，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经历了由现实具体到具体的抽象再到抽象具体的辩证发展过程，是对现实社会中活生生的个人的高度概括和凝结，也是基于人们共同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思维抽象，更是在一般特性基础上的抽象具体。“现实的人”的生成过程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质，体现了世界性与历史性的统一。通过“现实的人”，马克思摆脱了旧哲学的思想束缚而创立了“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因此，“现实的人”思想蕴含了马克思立足于现实实践基础上的具有总体性的生成逻辑，内蕴着马克思人学观和世界观的革命性变革。“现实的人”的最终发展指向就是具有“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的人。
Appearance，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the Logical Evolution of
Connotation of Marxs “Realistic Man”
ZHANG Chao， CAO Wen-hong
Abstract：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scientific theory system established by Marx and Engels， “realistic man”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corresponding separately to the critical stage of the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the founding stag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critical stag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realistic man” presents different practical connotations in different stages， that is， it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evolution from the original image of appearance to the critical self-construction and then to the concrete reappearance of transcendence. In this process， the connotation of Marxs “realistic man” presents a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from sensible concreteness to concrete abstraction and then to abstract concreteness. With the “realistic man” presenting some form of historical theory with totality， Marx realized revolutionary transform to the earlier philosophy and established his own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humanism.
Keywords：
realistic man; duality; material production; social man
【責任编辑：龚桂明】628C8EA6-48F1-4F50-BCFB-9A2FFB71D4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