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峥：修电影的人

修旧如旧

　　四个月前，和《芳华》、《嘉年华》等年轻的华语片一起，“85岁高龄”的修复版默片《奋斗》也远渡重洋，出现在第42届多伦多电影节上。观影者很难想象，这部记录时光的影片，曾经险些被时光吞噬。全球首映前的《奋斗》拷贝缺少片头、画面撕裂扭曲、高度损坏，远非如今呈现的清晰流畅。
　　拯救《奋斗》，花费了电影修复师王峥和他的团队将近两年的时间。
　　《奋斗》拍摄于1932年，老电影问题不一而足。王峥和同事们的工作，就是将其逐帧修复——症结轻微，就像Ps修图一样将污点、划痕等进行去除或覆盖；遇到一帧丢失一半的严重损毁，则需要通过差值计算、粘贴前一帧等手段进行补充。
　　王峥介绍，每修复一帧画面需点击鼠标30下左右，每天一个人要修复6000帧左右，也就是要点击近20万次鼠标。电影每秒24帧，一部电影约有13万帧……所以，提及这一工作对从业者的要求，王峥最先想到两个词：坐得住，有耐心。
　　无论是声音还是画面，“修旧如旧”都是修复的重要原则。用王峥的话说，“做修复并不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尽量还原到最原始的状态才是我们的使命。”这不仅意味着技术修复，更是艺术修复，他们要综合电影的主题、内容、基调等，尽可能还原最初的风格，有时会邀请电影导演或者制作人参与修复。
　　修复《本命年》时，资料馆邀请导演谢飞，按照当初的创作想法来还原片子的风格。但对于更老的《奋斗》，已找不到当年的创作人员来指导，只能依照肉眼观察法辨别胶片的初始颜色，团队二十来人，调色时用放大镜对着正片胶片去看，对比颜色，再花两个星期时间去资料馆查阅台本、海报等资料，最大限度地还原。
　　画面修复完成后，有专人进行声音修复。他们要面对三台显示器：监视器对照颜色、示波器查看波形、主控器进行操作。之后才将声画对位，进行合成。出库、清洁、转数、修护、调色、合成、存储……每个步骤都通过专家的质量控制后，一部电影才算修复完成。
　　《奋斗》一共修了五版，修复后期时间紧张，整个团队只能持久作战。“有时候修着修着就早上四五点了。”王峥给在家怀孕的爱人发微信消息：你醒了告诉我一声，我在车里躺一会。
　　“我能怎么办啊，孩子们都在单位睡呢。”“孩子”是他的同事们。在这个平均年龄25岁的团队里，32岁的王峥已经是“老人”了。
　　有人被工作的枯燥击退，也有人甚至尚未操作只是听闻工作内容就“吓跑了”，但王峥一直从毕业生做到了准爸爸，他觉得自己对胶片有情怀，觉得老电影值得留住，就算职业病侵袭了指关节、眼睛、颈椎，还是一帧一帧继续修。

留住时间

　　追溯电影修复的历史，不需要穿梭太久远的时空。进入千禧年后，数字技术日臻成熟，而胶片产业则一路没落。当数字拷贝取代传统胶片出现在电影院，老电影开始远离人们的生活。
　　同时，它们以不可见的速度遗失或者损毁。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孙向辉曾在上海电影节上说：“我国国产影片保存下来的不到两万部，其中至少半数影片需要修复。”褪色、撕裂、脏点、霉变、划痕、酸变、收缩、扭曲……这是时光留在胶片上的烙印。
　　大规模的系统修复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2006年年底，中国电影资料馆牵头启动了“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护工程”项目，在中国内地率先开始了发现、收集、拯救、保存中国胶片电影的工作。这一年，王峥从北京联合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当身边的同学纷纷投身IT行业，“向往艺术性强的领域”的他经过了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面试、考试，成了一位电影修复师。
　　不过，不同于在故宫修文物的匠人们，古老的手艺可以世代相传；在资料馆修电影的王峥们跟行业同时起步，起初只能摸索着解决问题。
　　2010年，修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故事发源地宁波放映，这部拍摄于1953年的电影，让中国有了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时隔几十年，老胶片以数字化的形式重新出现在银幕上，悠长的越剧吟唱中，镜头将玉水河边的风物拉近、朱牖推开，祝英台垂着眼睛出现在观众面前，丝发可见……
　　电影院人声四起，坐在其中的王峥听到了诸如“好清楚啊”的感叹。多年后他依然一次次提起放映当天的场景：“你别小看这个惊讶，那种惊讶其实是对你工作的肯定，可能这个就是我的动力。”素材可以进行填补。
　　计算机里藏着自动修复的功能，但修复师们通常只用来处理简单的瑕疵，更多时候，需要一帧一帧地人力修复。
　　“天在下雪，要是用自动修复，雪就没了，计算机会认为它是脏点；有些电线，镜头一动就会被计算機误认为是一条划痕，可能就修复没了；包括推窗的镜头，窗棂会被认为是脏点，就给修掉了；倘若演员鼻子上有脏点，用自动的修，人脸一动，鼻子就扭曲变形了……”他举例说。科技发展，当人们都在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王峥替自己的工作给出否定答案。
　　修复室里哒哒的鼠标和键盘声，还会继续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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