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闽浙沿海城市群旅游竞争力评价研究——基于全局主成分分析法

时间:2023-06-13 17:25:02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李虎峰,赖启福,2,苏慧娟,黄杰龙

(1.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福州 350002;
2.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福州 350002;
3.福建工程学院 互联网经贸学院,福州 350011)

城市旅游竞争力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城市的旅游业在与其他城市竞争中所体现出来的差别优势和城市综合素质[1]。1964年,Stansfield首次阐述了城市区域旅游在旅游业中的重要性[2]。20世纪80、9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城市作为国家进出门户,开始成为旅游活动的中心,城市旅游竞争力的研究真正发展起来。有学者开始着手研究城市旅游吸引力和竞争力,如将城市建筑、赛事、活动等视为城市旅游第一要素,将食宿购等娱乐项目视为城市旅游第二要素,将交通和旅游基础设施等视为辅助要素[3]。国内最早对旅游竞争力的概述始于20世纪90年代[4],从2000年之后开始广泛进行城市旅游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以及影响因素的测度比较,评价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5]、主成分分析及因子分析[6-10]、聚类分析[6-11]、社会网络分析[12]、熵权法[13]、标准离差法[14]等。集聚效应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经济、文化、人才、交通甚至政治都会受到集聚效应的影响。集聚效应推动了城市群的产生和演进,使不等规模、不同职能、相互独立的若干城市彼此连绵,密切联系,形成城市群。随着旅游竞争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界开始从旅游资源优势互补、规模效益、协调发展等角度重新认识旅游竞争力,旅游竞争力的研究对象由单个或数个孤立的城市向安徽、山西、山东、广东、湖南等省域以及湘赣地区、珠江流域、长三角等自然经济区域内的城市群转变。

粤闽浙沿海城市群的前身是海峡西岸城市群,涵盖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四省共计20座城市。2021年,“粤闽浙沿海城市群”的名称取代“海峡西岸城市群”,首次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早在2011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发布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曾对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和空间布局等作出规划。201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共同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支持以福建为核心的海峡西岸城市群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提升海峡西岸城市群开放竞争水平,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从最早的海峡西岸城市群批复至今,粤闽浙沿海城市群逐渐发展壮大,2020年经济总量达7万亿,总人口突破9 400万,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成为我国沿海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关于粤闽浙及海峡西岸城市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经济网络[15-16]、产业分工[17]、环境保护[18-19]、城市发展[20]等角度。旅游经济的发展同样是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区域内社会经济、旅游资源、市场需求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各城市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受到经济环境、基础设施、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导致粤闽浙沿海城市群旅游竞争力发展并不平衡。因此,本文从旅游需求、旅游供给和支持因素三个层面构建旅游竞争力评价SSD模型,使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粤闽浙沿海城市群20个地市旅游竞争力进行评价,正确评估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各城市之间旅游竞争力差距,探讨旅游竞争力发展空间结构和演化特征,认识旅游竞争力之间基本情况和制约因素,以便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对粤闽浙沿海城市群旅游竞争力的改善提出针对性建议。

(一)研究对象

参考已有文献对粤闽浙及海峡西岸城市群的研究[15-20],以2011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布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中确定的20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福建省的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厦门市、漳州市、龙岩市、三明市、南平市、宁德市;
广东省的汕头市、揭阳市、潮州市、梅州市;
江西省的上饶市、鹰潭市、抚州市、赣州市;
浙江省的温州市、衢州市、丽水市。

(二)研究方法

全局主成分分析(Generaliz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又称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是将不同时间的面板数据加入时间序列因素,整理成立体的时序数据表进行主成分分析的一种方法。假设在某一时刻T(T=1,2,3,……,t)有n个评价样本,样本评价指标变量为yi(i=1,2,3,……,m),由此构成一个n×m矩阵ATn×m:

得出时序全局立体数据表G为:

全局主成分分析是对主成分分析方法的一种改进和完善,避免了截面数据的局限性,使评价结果更有可比性,便于更好反映粤闽浙城市群旅游竞争力的分布特征和变化情况。

(一)旅游竞争力评价模型

旅游竞争力评价模型旨在为旅游目的地提供一种提高竞争力的理论思路和系统框架,主要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比较优势主要体现目的地资源禀赋之间的差异,竞争优势理论则强调目的地长期有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21]。

Dwyer和Kim在总结波特国家竞争力钻石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D-K模型,其中包括了资源禀赋、人造资源、支持因素、目的地管理、环境条件、需求条件、市场绩效指标等7个因素。易丽蓉等人在D-K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以最关键的核心因素来体现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构建包括旅游资源、旅游支持因素、目的地管理、区位条件、需求状况5个要素的旅游竞争力五因素模型,使模型更加简洁流畅。在此基础上,国内其他学者分别从供给需求[24]、现实潜在[6]、感知与满意度[25]等层面对旅游竞争力进行研究。在有关旅游竞争力评价的研究中,主要包含资源禀赋、旅游业绩[5]、当地环境[8]、基础设施[9]、社会经济[10]、潜在能力[12-13]、市场消费[13]等指标。

(二)SSD模型

以竞争优势理论和系统理论为基础,从旅游需求、旅游供给和支持因素3个层面,市场需求、旅游资源、旅游设施、基础设施、环境条件5个维度构建旅游竞争力评价SSD模型(图1)。各维度解释如下:

图1 旅游竞争力评价SSD模型

1.环境条件。环境条件是旅游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的基础条件,包括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高等院校毕业生人数、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第三产业占GDP比重5个指标,主要反映当地经济、财政、人力资源、消费和产业结构水平。Munnell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经济发达地区中位数选民倾向于消费更多的基础设施[26],国内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27],地方社会经济是影响各项基础设施(包括旅游设施)投资建设的重要因素。

2.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旅游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的重要保障,包括公路通车里程、卫生机构床位数、电信业务量和城市公园个数4个指标,主要反映当地交通、医疗、邮电和城市建设水平。我国部分地区基础设施的落后已经成为制约当前旅游资源开发的突出问题[28]。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能够有效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也可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3.旅游设施。旅游设施是发展旅游业,提升旅游竞争力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包括星级酒店数、博物馆数、客运量3个指标,主要反映当地旅游餐饮、旅游交通和旅游文化娱乐设施水平。旅游设施及其提供的服务促进了旅游资源的开发,保证了旅游活动正常开展,使游客获得良好的旅游体验,服务提供者也会获得更多收入[29]。

4.旅游资源。旅游资源可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产生经济效益[30],包括各级自然保护区数量、A级景区数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3个指标,主要反映当地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水平。游客受时间、金钱及精力的限制,游览时一般会选择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强代表性的旅游景点[31]。

5.市场需求。市场需求是旅游竞争力的最直接体现,包括国内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入境旅游人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4个指标,主要反映当地国内和国际旅游市场需求水平。旅游市场需求可以激励旅游产业创新,同时通过游客收集旅游市场信息,了解竞争对手情况,进而提升旅游竞争力[32]。

6.指标体系。基于以上分析,从前述3个层面、5个维度出发,依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可靠性和科学性最终确定19个三级指标,完成旅游竞争力评价SSD模型指标体系的构建(见表1)。

表1 旅游竞争力评价SSD模型指标体系

(一)数据标准化处理

研究对象的19个指标由于计量单位不同,导致取值相差悬殊。为消除量纲不同造成的影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Z-score标准化处理,其标准化公式如下:

其中y*为标准化后数值,y为原始数值,μ为该组数据的均值,σ为该组数据的标准差。将标准化后的取值使用SPSS25.0进行KMO值和Bartlett’s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KMO检验结果为0.828,Bartlett检验显著性概率为0,各指标相关性较强,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表2 KMO和Bartlett检验

(二)计算矩阵特征值和累计贡献率

根据方差累计贡献率提取主成分。前5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80%,达到83.579%,前5个主成分包含全部指标80%的信息量。初始特征值均大于或接近1,前5个主成分保留了比较完整的原始信息,有较好的代表性(表3)。

表3 矩阵特征值和累计贡献率

(三)因子旋转

因子载荷值可以反映各主成分与原始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但是初始因子载荷矩阵结构不够简洁,各主成分含义不够突出。因此,采用Kaiser正态化四次幂极大法,经过6次迭代收敛,结果如表4所示。各主成分对原指标的负载不同,其代表的原始信息也存在差异。

表4 旋转成分矩阵

(四)计算得分

1.综合得分。(1)假设Fj为第j个主成分的得分,y*i为标准化处理后的第i个指标的取值,λij表示因子旋转后第j个主成分中第i个指标的因子得分,则Fj的计算公式为:

假设a为各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μj为第j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则综合得分F的计算公式为:

通过上述公式计算得出F后(表5),使用ArcGIS10.2分别将粤闽浙沿海城市群20地市2010年、2013年、2016年、2019年的旅游竞争力综合得分标注在图中(图2)。

表5 2010-2019粤闽浙沿海城市群20地市旅游竞争力综合得分

(a)2010年旅游竞争力综合得分 (b)2013年旅游竞争力综合得分

(c)2016年旅游竞争力综合得分 (d)2019年旅游竞争力综合得分

(2)结合粤闽浙沿海城市群20地市旅游竞争力综合得分的计算结果(表5、图2),得出以下结论:其一,2010-2019年间,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各城市旅游竞争力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温州、福州、泉州、厦门、赣州等城市旅游竞争力发展较好;
抚州、漳州等城市旅游竞争力提升较快,莆田、宁德、揭阳、鹰潭、潮州等城市旅游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结合最初国家规划中构建“一带五轴九区” 的开发格局[33],旅游竞争力得分最高的4座城市温州、福州、泉州、厦门同时也是开发格局中的4座龙头城市。江西4市赣州、抚州、上饶、鹰潭基本位于发展轴的末端,但是赣州旅游竞争力一直位于前列,上饶、抚州等城市旅游竞争力发展速度较快,在国家规划中也有考虑东部、西部两条旅游带的设计。粤闽浙沿海城市群旅游竞争力发展实际上形成并强化了以温州、福州、泉州、厦门、汕头、赣州6座城市为龙头,东西两翼通过轴线串联周边城市的网状格局。其二,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城市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涓滴效应,基础较好的城市率先发展,之后持续推动、积极开展与周边城市的旅游合作,在旅游项目、旅游线路、景区对接等方面组合,建立紧密的区域旅游联盟,提升周边城市旅游竞争力。如厦门、漳州、泉州、龙岩四市共同打造“闽南金三角”旅游品牌[34],温州、丽水两地开展客源互送,协同发展,共同打造瓯江山水诗沿线精品线路[35],赣州与抚州、上饶等城市开展合作,都带动了范围内城市旅游竞争力的提升。其三,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行政区经济现象。省域、市域之间的旅游竞争力发展存在“边界墙”,旅游竞争力发展水平伴随着行政区划的分割而割裂。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中仅包含福州一个省会,广东、江西、浙江省内的城市大多距离省会城市较远,受到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这一点在广东省的四座城市中表现最为突出,汕头作为六个发展轴龙头城市之一,自身旅游竞争力水平较弱,无法有效带动发展轴上的潮州、揭阳、梅州等城市,该地区远离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深圳等旅游发展高地,同时位于两省交界,受到行政隶属关系限制,合作发展过程中存在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与福建、江西等省份的城市开展合作时受阻,整体城市旅游竞争力水平较低。福州作为发展轴线上的龙头城市,并没有很好地带动地理上邻接的宁德、莆田等省内城市,轴线上的城市旅游竞争力发展水平滞后,其周边出现旅游竞争力“低地”。

2.变异系数。2010—2019年间各主成分变异系数如表6所示。

表6 2010-2019年各主成分变异系数

各主成分得分历年变异系数如表6所示。

将各主成分历年变异系数变化情况绘制成折线图,由于各年份变异系数存在波动,因此考虑在折现图中添加一条多项式趋势线反映总体变化情况(图3),多项式趋势线通过点拟合最小二维数,公式如下,这里采用二阶多项式:

y=c0+c1x+c2x2(其中c0,c1,c2是常量)

其次,结合上文中的旋转成分矩阵(表4)和各主成分变异系数的计算结果以及拟合出的趋势线(表6、图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主成分一在旅游收入、旅游人次、地区生产总值、电信业务总量等指标上占据较大的载荷,主要反映SSD模型中基础设施、环境条件和市场需求三个维度;
主成分二在公路通车里程和各级自然保护区数量等指标上占据较大载荷,主要反映SSD模型中基础设施和旅游资源两个维度;
主成分三在A级景区数和博物馆数等指标上占据较大载荷,主要反映SSD模型中旅游资源和旅游设施两个维度;
主成分四在星级酒店数和客运量等指标上占据较大载荷,主要反映SSD模型中旅游设施维度;
主成分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指标上占据较大载荷,主要反映SSD模型中旅游资源维度。其二,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的最初几年(2011—2015年),总体变异系数及各项主成分的变异系数呈现下降趋势,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各城市在旅游竞争力及环境条件、基础设施等维度指标之间的差距逐渐拉近(图3)。但在“十三五”期间(2016—2019年),变异系数重新上升,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旅游竞争力各维度的差距再次扩大并超过2010年的水平。最终,各城市之间旅游竞争力综合得分变异系数由2010年的80.08%增长至2019年的94.53%,旅游竞争力差距呈现增大趋势。旅游业的发展受到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制约[36],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在前四位的泉州、福州、温州、厦门同样也是旅游综合竞争力最高的四座城市,经济水平更高的城市能够为当地旅游的发展投入更多资金、基础设施以及旅游设施,提升自身旅游综合竞争力,产生马太效应,形成积累优势。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之间在基础设施、环境条件和市场需求等维度的差距增大成为导致该地区旅游竞争力之间差距增大的重要原因,旅游资源、旅游设施维度的差距缩小或保持不变。其三,2010—2019年间,体现交通条件以及旅游设施、旅游资源的主成分二、主成分三、主成分四、主成分五得分F2、F3、F4、F5的变异系数缩小或基本保持不变,但是旅游竞争力综合得分变异系数增大,差距进一步拉开。各主成分变异系数及趋势图3。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问题,城市通过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旅游资源的开发,进而吸引更多的旅游市场需求,提升旅游竞争力。以宁德为例,2003年,福宁高速正式通车,以宁德为核心的闽东城市群旅游业正式起步[37]。2010年,宁德申报世界地质公园获得成功,促进了宁德旅游业的快速发展[38]。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中旅游竞争力发展相对落后的三明、龙岩、梅州等城市皆是如此。研究表明,交通条件的确是不同类型旅游资源能否得到有效开发的重要影响因素[39-40]。但随着近年来短途旅游的兴起,旅游目的地发展进入成熟阶段,旅游资源对国内旅游需求的影响力呈现边际递减的特征[41],旧有的发展路径并不能有效地提升旅游竞争力。

(一)研究结论

1.2010—2019年期间,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各城市旅游竞争力均取得了不同程度上的提升。在国家“一带五轴九区”规划的基础上,旅游竞争力发展形成了以温州、福州、泉州、厦门、汕头、赣州6座城市为龙头,东部沿海和西部山地为两翼,“温州—丽水—衢州—上饶”“福州—莆田—宁德—南平—鹰潭”“泉州—三明—抚州”“厦门—漳州—龙岩—赣州”“汕头—揭阳—潮州—梅州—赣州”“赣州—抚州—鹰潭—上饶”为轴线,东西两翼通过轴线串联周边城市的网状格局。

2.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受行政隶属关系限制,省域、市域间旅游竞争力出现“边界墙”,在行政边界附近出现旅游竞争力“低地”,一些边缘地市自身旅游竞争力水平较弱,在发展过程中受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影响,在区域合作过程中存在阻碍,产生行政区经济现象。

3.粤闽浙沿海城市群旅游竞争力同时存在涓滴效应、马太效应。一方面,温州、泉州、厦门等基础较好的城市旅游率先发展,与地理邻接、文化相近的其他地市在旅游线路、客源市场、技术支持等方面持续积极开展旅游合作,有效地提升了自身及周边城市旅游竞争力,形成涓滴效应。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的最初几年,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各城市在旅游竞争力方面的差距逐渐缩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涓滴效应和行政区经济将各城市的旅游竞争力差距重新扩大,并最终超过2010年初始水平,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粤闽浙沿海城市群旅游竞争力发展过程中出现马太效应,旅游竞争力发展不平衡现象加剧。

4.粤闽浙沿海城市群旅游竞争力发展存在路径依赖问题。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缩小旅游资源、旅游设施和基础设施中的交通设施差距,但旅游竞争力差距却逐渐增大,表明单靠交通设施改善和旅游资源开发已经不能够吸引足够的旅游市场需求,更不能够有效提升旅游竞争力。基础设施、环境条件等支持因素同样是旅游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影响旅游者前往目的地旅游的重要因素。

(二)措施建议

1.继续发挥以温州、福州、泉州、厦门、汕头、赣州为龙头带动粤闽浙沿海城市群旅游竞争力发展的格局。依托东西两翼通过轴线串联周边城市的网状格局。龙头城市进一步整合范围内旅游资源,发挥自身的涓滴作用,为轴线上的其他城市发展提供新的理念与客源市场资源,有效提升同一条轴线上各城市的旅游竞争力。不同轴线上的龙头城市应当加强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加强与粤闽浙城市群边缘位置的“汕头—揭阳—潮州—梅州—赣州”“赣州—抚州—鹰潭—上饶”两条发展轴线上城市的交流与合作,实现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各区域之间旅游竞争力的协调发展。

2.完善和提升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内的旅游合作机制,加强闽浙赣、闽粤赣等跨省区域的旅游合作,加强旅游合作过程中的线路互推、客源互享、信息互通。由于区域面积广大、城市众多,旅游合作过程中需要考虑到涉及利益主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应当建立起协调机制,在各自的利益博弈过程中,打破行政区壁垒,促进城市群利益的最大化。

3.寻求与周边地区的合作机会,在强化粤闽浙区域内城市合作的同时,实现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鄱阳湖城市圈等相邻区域的合作共赢、优势互补,促进旅游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旅游要素的合理流动。

4.打破粤闽浙沿海城市群旅游竞争力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路径依赖,随着粤闽浙沿海城市群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环境条件以及旅游需求等条件的不足成为旅游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的阻碍。旅游竞争力较弱城市应进一步加强与温州、福州、泉州、厦门等龙头城市的学习交流合作,实现区域内人力、资金、信息等资源流畅互动,补齐短板,提升环境设施水平;
在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各城市要深度挖掘地方特色,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竞争旅游产品;
在需求市场的营销方面,龙头城市与发展轴线上的其他城市要实现市场共同开发,提高营销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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