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732）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汉语方言研究全面复苏，并很快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方言》杂志1980年第3—4 期、1981 年第1 期连续3 期刊发美国著名声学家Peter Ladefoged 的《声学语音学纲要》（吴伯泽译，熊正辉校），向读者比较全面介绍基本的，但是前沿的声学语音学知识，希望应用于汉语方言的语音研究。《方言》杂志1980 年第3 期发表林茂灿、颜景助《北京话轻声的性质》一文，用语音实验的方法给出16 对轻声和非轻声两字组音高曲线和振幅曲线的语图对比。《方言》杂志1984 年第1 期再次发表林茂灿、颜景助、孙国华《北京话两字组正常重音的初步实验》一文，该文取出103 个有轻重音的两字组，进行物理试验，绘制概率直方图和相对分布图，并且进行统计方法的计算。可见，《方言》杂志在推动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时候，不但继承了刘复和赵元任关于方言记音和语音实验相结合的传统，同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最近几十年来，汉语方言的记音或语音研究大量引进语音实验的手段，使记音更准确、更精细，使语音的研究更加科学化，取得了很多实际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方言记音和方言语音研究本质上还是属于“口耳之学”的范畴，现代语音实验使记音和研究增加了现代科学的手段，帮助解决语音研究中的某些疑难问题。这非常有益于促进汉语方言学的现代化发展。但实验语音学本身不等于方言学。
首先从普通话的a 是什么说起。早期的《现代汉语词典》（第四版以前）“拼音方案韵母表”跟a有关的韵母是：
顺便说一下，“拼音方案”声母表的g，韵母表做韵尾的g，在正文里都是。这个不经意间造成的差别，可以理解为是印刷体和手写体的不同，a和g 是印刷体，和 是手写体。只是写法不同，跟舌位前后是没有关系的。一直到了2010 年出版的第五版，“拼音方案韵母表”改a 为，跟正文一致了。当然做声母和韵尾的g 也改为，也一致了。
语文出版社1999 年版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代汉语》，列有拼音字母和国际音标对照表，拼音字母都是 u i u i o i o，这个 写成国际音标都是[a]，但是惟有拼音字母i 国际音标写作[i ]。根据上下文来看，这个不是笔误。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现代汉语》也有拼音字母和国际音标对照表，拼音字母都是，但是，一写国际音标就不同了：
就是说，拼音方案里的一个，实际读音是[ a æ ]，当然是出现在不同的语音环境里。这就是所谓使用国际音标记音的宽式标准与严式标准。拼音方案用的是宽式标准，讲音位变体时用的严式标准。这里姑且先不论严式标准是否准确无误。所以普通话里的这个a 或，如果只是从说话或书写的角度说，用不着去做语音实验，但从研究的角度说，需要弄清楚在不同的语音环境下，这个a或 到底是什么，那么就需要做语音实验来判别。否则说不清楚。
再说音位学的语音分辨。音位学是一种很实用，又很科学的语音归纳与分析的方法，在方言记音和方言语音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音位学简而言之其实只有“对立”与“互补”四个字。“对立”指在相同的语音环境下出现。例如有很多分别尖团音的方言：
在同样的阴平调里，齐齿韵母的前面，声母分别读[ts ts‘ s]与[t t‘ ]，它们是互相不同音的。“互补”指在不同的语音环境下出现。例如同属于闽语闽南话的厦门话，或福建漳平（永福）话有两组声母：
也可以倒过来说，厦门话或漳平（永福）话，韵母与塞擦音声母相拼的时候：
非鼻化音韵母可以与b l 相拼
现在进一步讨论音类记音法和语音分辨方法。上文说到的音位学的语音原则，加上适当灵活的应用，跟汉语方言的音类语音原则恰相吻合。方言记音继承了中国传统语音学的原则，首先强调区别音类：不同音类的音一定要分开，不能相混；
相同音类的音有可能归并，但并非一定要归并。同时还要特别注意某些音类的特殊与例外。因此，音位和音类的原则都是建立在语音区别性特征的基础上的。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忽略非区别性特征以外的其他细微差别。不见得都需要十分精准无差。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因为在语言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有一条隐性存在的，却是十分重要的“误差原理”：在一定条件下或在一定范围内是允许细微误差的。这种误差可以通过上下文，以及适当的语言环境或附加的语言手段（如手势等）得到必要的补偿。不仅语音如此，词汇和句子也是如此。
根据以上音位和音类的原则，以往的方言记音通常可以采用三种办法。
（一）依靠听觉来辨别音类。这个办法可以解决绝大部分问题。要相信我们的耳朵。听觉辨别是方言记音的最基本能力之一。实验证实，一般健康人的耳朵，可以区别一个音的4—6 种近似变体。听力特别好的人可能区别更多的语音变体。例如一个经过必要语音听辨能力训练的人，可以很容易听辨上文说到的a 类音五种变体[ a æ ]。从事田野调查的方言工作者，都应该接受过这种辨音能力的训练。接受这种听音能力的训练，是方言学最基本、最重要的课程之一。
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中的语音问题，采用上面说的三种方法，基本上可以得到解决。一般情况下不必求助于语音实验来验证。请特别注意：在实际记音过程中，以上所述三种办法经常是同时综合使用的。先试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例如李荣先生所举的兰州话：
上面说的方法的前提是强调音位或音类。它适合于音位或音类的语音记录和语音分析环境。这些方法在很多情况下是经验的，是否可靠还要看调查研究人员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多学习经典性的语音记录和分析的论著，多进行实地的方言调查实践，多看多听多记，对于方言学工作者来说是最重要的。
如果要知道非常精确音值的时候，单凭上面说的方法有时就有困难。这个时候，我们应当相信语音实验的办法。就是说，方言调查研究中，语音实验是必要的。例如普通话里的一个，在不同的音节中是否有[ a æ ]五个音值？它们的语音环境是什么？完全凭耳朵或凭音理推断有时也难免缺少准确度。语音实验的结果才是有说服力的。
起码有三种情况，方言的调查研究很需要语音实验的帮助。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第一，语音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方言记音中，经常出现一些两可或模糊的边界，有的是听觉问题，有的不是。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研究，需要非常准确而精细的判断。这时候语音实验手段可以提供有效的帮助。
例如有一些方言的入声是声调问题还是韵尾问题呢？
吴语苏州话是热门方言之一，各家对声调的记录和描写略有差异。有研究者提供了以下两对比字的例子：
光从苏州话看，阴平和阴入有音高问题，还有长短问题；
阳平和阳入有长短问题，但没有音高差别，都是23 调。这里的关键是阴入和阳入都有喉塞音韵尾[- ]。我们知道，在高调的情况下，韵尾[- ]是清晰的；
在低调的情况下，韵尾[- ]是模糊的。如果处于语流之中，则韵尾[- ]都是模糊的，阴平和阴入，阳平和阳入容易相混。因此，苏州话一般的语流方言记音，记录平声和入声，有无韵尾[- ]，除了借助声母的清浊外，经常需要借助单字的音韵地位。光从广州话看，下阴平、阴去、阳去和上阴入、下阴入、阳入恰好成为对子。舒声和入声只有韵尾问题，从而形成长短问题，但完全没有音高问题。方言记音中记录单字可能问题不大，因为也可以借助于单字的音韵地位。但记录语流中的这三个对子，同样会出现模糊不清的问题。所以，就有显性[-p -t -k]塞音韵尾的入声方言来说，舒声和入声的差别既是韵尾问题，又是音长问题，还是音高问题。不论是单字或语流，这个凭听觉一般是可以辨别的。但是问题在于，基于隐性[- ]塞音韵尾入声的方言来说，区别其入声和舒声，音长、音高跟塞音韵尾处于什么关系？入声是声调问题还是韵尾问题？只有语音实验的手段才能够为我们提供精确的答案。
第二，语音中的其他一些疑难问题。汉语方言很复杂，很多复杂的问题都表现在语音的记录和分析上面。例如北京话[t t‘]，其中[t t‘ ]是舌尖后塞擦音和擦音，其性质和发音分析应该都不是问题。可是跟在后头的这个[]怎么分析就有点儿麻烦，其音值到底是什么就很值得注意。这个音在我们常见的外国语中也少见。从古今来历来说，方言里的这个音多数来自古日母，但它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有什么特点？必须依靠语音实验的手段才能提供精确的报告。还可以再举一些例字。
石明远记录山东东南部莒县话，有4 套塞擦音：
古精组字读[ts t‘s s]
古庄组字读[t t‘ ]
古章组字读[t t‘ ]或[t t‘ ]，依古韵母分化
从语音结构说，上面[ts ts‘ s]和[t t‘ ]组拼舌尖元音[ ]韵以后，声母从发音部位看是清楚的，但耳朵听起来就很不清楚了。因为[ts ts‘ s]和[t t‘ ]和舌尖元音[ ]组合后，舌尖部位的区别性特征相互抵消而变得很模糊，实际记音时就会很困难。如果能用语音实验的手段帮助记音和分析，就会简单得多。梗摄三四等字文读是e 类韵，白读是 类韵：实验的验证。
多处单点记录出现相似元音，又缺乏描写性说明，在区域性的语音比较时就容易出现模糊或误导。例如[ ]出现于淇县朝歌、安阳吕村、辉县八里，[ ]出现于安阳铜冶、安阳马家。地点相邻或相近，记音相似度很高，差异只在于后圆唇与不圆唇之间。声调调值的记录更容易出现相似性的现象。河南林州城郊、临淇、东姚、任村等四处以及林州北邻河北的涉县、磁县都是五个声调：阴平是[41]或[31]（磁县43）；
阳平是[312]或[412][313]（东姚是41）；
上声分别是[52][42][53][43]（临淇55，任村213）；
去声是[44]或[55]；
入声是[31]（只有涉县记32）。如果把这种相似性很高的材料，用于区域性的类型比较就缺少说服力。因为这种相似性有可能是由于记录人员不同，或记录时间不同造成的。如果要证实这种相似性是真实的，就一定要求助于语音实验的手段。
其次要说到语音演变链条的验证。很多方言研究著作讨论语音演变，经常讨论演变的链条模式。其中的演变链条是缺乏说服力的。例如有研究者讨论客赣方言知三、章组读塞音的演变过程，
上文讨论音位和音类记音法，以及借助语音实验手段验证的必要性。对于一个具备一定经验的方言工作者来说，这些都不算是困难的。真正的困难在于记音以后的语音排列和分析。尤其是语音的分析，这体现了方言研究的深厚功力。
先举福州话为例。福州话是一种语音系统比较复杂的闽语方言。最特殊之处是它的韵母记音系统里有25 对所谓“松音”和“紧音”的差别，它跟声调有密切关系：凡逢[212]阴去、[242]阳去、[24]阴入三个调，韵母就是松音，逢其他调类，韵母一律是紧音。紧音韵母的主要元音舌位较高或较前，松音韵母的主要元音舌位较低或较后。例如：
ia i i u i y iam i m i n i m i ie i io i p i t iak iek i k iok
带[u] 介音的韵母15 个：
ua u uai u i uan u n ua u u ue uat u t uak u k uek
表1 崇明35 个声母的声母表
表2 武义方言40 个声母的声母表
类似的语音分析的经典性例子，在现代汉语方言学的经典性论著中是很多的。所以，语音分析是音位和音类记音中最重要的因素。分析法是汉语方言语音研究的动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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