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和陶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以“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为追和效仿的榜样，自北宋苏轼首倡以来，追和之作历经千年而不衰。北宋贬谪诗人苏轼和元代隐逸诗人刘因均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他们虽在诗歌形式以及韵律上步步追和陶诗，但在诗歌内容上却打上了自己人生心路历程的烙印，折射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旨归和时代特征。因此，研究和陶大家苏轼和刘因对陶诗的承传和发展，在整个陶渊明接受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典型意义。
关键词：苏轼 刘因 和陶诗 异同 文化意蕴
陶渊明生前是寂寞的，他的诗文作品没有得到当世的认可，但在后世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出现了一大批异代知音，其追和陶诗的风气蔚为大观，其中既有不得志的士人、隐者、僧人，更有甚者，连身居要位的高官以及皇帝都参与到和陶诗大潮中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宋代贬谪诗人苏轼以“尽和”陶诗的态度创作一百三十四首和陶诗，首开和陶风气之先，而元代隐逸诗人刘因继其波澜，创作七十六首和陶诗，他们成为和陶史上的两座丰碑。目前对于和陶诗研究，更多侧重于苏轼等大家的个案研究，还没有将两位作家进行纵向比较研究。本文试图将苏轼和刘因这两位异代诗人进行多方位的纵向考察，以探究他们和陶诗的异同，从而窥探出陶渊明在宋元两代接受史上的承袭和发展，并揭示他们和陶现象背后深厚的文化意蕴。
一、苏、刘和陶缘由之异同
苏轼和刘因虽然人生遭际各有不同，但他们早年都和陶渊明一样深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后来随着政治生涯以及人生境遇所引起的心态的变化，他们逐渐将陶渊明视为异代知己，从而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以借陶诗之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苏辙在《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中引用苏轼的话说：“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1}可见，苏轼追和陶诗是一种自觉的文学创作。苏轼甚至将自己视为渊明后身：“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清诗，赋归来之新引，我其后身盖无疑。”{2}诚然，两者的身世遭际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苏轼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深受家庭儒学氛围的熏陶，青年时代便跻身仕途，名噪京城。然而，苏轼和陶渊明一样，政治生涯并不顺利。“乌台诗案”苏轼被贬黄州，晚年更是一贬英州，再贬惠州，复贬儋州。起伏不定的政治生涯使得苏轼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理解与接受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苏轼在知扬州时，有《和饮酒二十首》，这是苏轼首和陶诗。写这一组诗时，苏轼尚处于“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的状态中，“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其一）、“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其三）。这些诗句都表现了对陶渊明坚守人格、保持清真的向往和追慕之情。自元丰初年谪居黄州后，苏轼“幅巾芒履，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并筑室于东坡，开始了陶渊明式的躬耕生涯，这就使得苏轼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陶渊明田园式的生活。随着政治上的波折和心境上的变化，苏轼对陶诗的感情越来越深厚，他读陶、校陶，进而“效陶”“和陶”“评陶”，至此与陶诗结成了不解之缘。“只渊明，是前身”{3}（《江城子》），将自己的躬耕生活比作陶渊明，并“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4}（《与王定国书》）。
晚年更贬至儋州，此时的苏轼随着对佛老思想的研习日深，对仕途荣辱、出处进退看得淡了，陶渊明的恬淡旷达以及委任运化的处世哲学成为苏轼学习的楷模。想学陶归隐而不可得之后，他吟诵道：“当欢有余乐，在戚亦颓然。渊明得此理，安处固有年。嗟我与先生，所赋良奇偏。人间少宜适，惟有归耘田……但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5}（《和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及邓治中》）字里行间表现了对陶渊明的无比尊崇，并且将陶渊明作为自己贬谪生涯中朝夕相伴的旷世知音。由于慕陶，学陶， 苏轼深得陶诗三昧。苏辙评价其兄说：“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晚景，自托于渊明。”{6}正是蘇轼晚年自比渊明的真实写照。明代评论家王方直诗话评价苏轼和陶诗：“东坡在扬州和《饮酒》诗，只是如己所作；至惠州和《归园田》六首，乃与渊明无异。”{7}
元代诗人刘因出身于一个世代以儒学为业的家庭。他的祖辈三辈仕金，祖父刘述晚年闭门读书，惟以教子为业，使刘因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刘因“天资纯粹，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随目所见，皆能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为文，落笔惊人”{8}，“八龄书草字，观者如堵墙。九龄与《太玄》，十二能文章”{9}。青年时代的刘因也如陶渊明一样志存高远，是抱着大济苍生的壮志积极入世的。“整顿乾坤了，千古功名立”（《秋夕感怀》），少年猛志不言而喻。其和陶诗也时时流露出其济世之心：“忽记少年日，猛志隘九州”（《和拟古》其八），“就引明河清，为洗昆仑泥”（《和饮酒》其九）。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朝廷征召，刘因应召入朝，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主要职责是教宫学子弟近侍子弟。然而刘因初涉官场后，便发现并无实现平生宏伟抱负之可能，在朝不久，他便“以母疾辞归”（《元史·刘因传》）。在《夜坐有怀寄故人》诗中，刘因感叹道：“高情千古谢安石，壮志平生马少游。有错真成六州铁，欲还空说大刀头。”他终于摆脱了汲汲于功名富贵和勾心斗角的官场，便决意不仕。以至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再次征为集贤学士，嘉议大夫时，几番坚辞不就，被元世祖称为“不召之臣”（《元史·刘因传》）。作为一个由金入元的遗民，刘因一如陶渊明不仕宋朝、忠于晋室一样忠于金，字里行间蕴含着浓烈的忠金情结：“浮云南去繁华歇，回首梁园亦灰灭。渊明乱后独归来，欲传龙山想愁绝。今我堵行寻故基，前日家僮白发垂。相看不用吞声哭，试赋宗周黍离离。”（《陈氏庄》）此诗表达了他对金朝的深深留恋之情。加之刘因身为元初理学大师，深受理学的习染，在他目睹了时代的变迁、家业的兴衰、祖辈父辈的仕金经历后，更加淡怀世事，将“静以修身”作为人生准则，选择了一条隐居授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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