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中“文革”的多角度书写

时间:2022-03-09 09:39:07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摘 要:“文革”是一段动荡的历史,也是不可再现的孤本素材,跟大陆作家相比,海外华文作家因地缘的疏离,情感的冷却效应、海外文化语境的冲击,对特殊时期下人性的剖析,民族文化的断裂具备了更成熟的探讨可能。“文革”的创伤亲历者陈若曦,在书写中掺入了对过去的回望,对那段历史的反思和对人性在恶劣环境中的变异等更深层次的剖析;而李碧华不过一个地缘旁观者,却以文妖的笔力大胆书写血淋淋的“文革”映像,满目疮痍的人和分崩离析的社会。
  关键词:海外华文文学;多角度书写 ;文革
  陈若曦是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的创始人,她曾作为台湾留美学生在大陆滞留七年,期间“文革”发生,这段经历直接导致了她精神世界的转型。后来离开大陆,身处异国的陈若曦,在地缘的疏离和情感的冷却后,完成了《尹县长》、《耿尔在北京》等文本,成为海外华文作家“文革”书写的滥觞。李碧华是香港文坛大名鼎鼎的才女,她的“文革”叙写通过对这种民族性的集体记忆进行加工,完成了对事实的消解和重构,以一种更感官化的方式给小说中的人物预设一个极端的背景,表现特殊时期的政治与人的命运的交汇。
  一、陈若曦——文革创伤的亲历者
  陈若曦1966年前往中国大陆,任教于南京华东水利学院,1973年离开大陆,后移居加拿大。也就是说,陈若曦经历了文革七年。
  “以1974年在《明报月刊》发表的短篇小说《尹县长》为标志,陈若曦一发不可收地开始在远离大陆政治中心的异国他乡为政治冲动而写小说”。[1]乌托邦式的追寻与最终理想的幻灭后,陈若曦用回归者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视角来透视“文革”这扭曲的断裂层。过程中,陈若曦有意无意间担任了“文革”浩劫的见证人和反思者角色。
  关于“文革”的书写,在陈若曦的创作中可分三类。
  一是反映“文革”对民主和法制的无情践踏,例如《尹县长》、《任秀兰》等。《尹县长》不动声色地讲诉了在内战中率部起义的原国民党上校尹飞龙,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过血汗功劳,为社会主义勤恳奉献十多年,在文革初期就因为“历史问题”受到迫害,后被枪毙。一个好人死去了,另一个害死他的红卫兵小将——他的表侄并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收梢。在那个年代,好人和坏人的界限并不分明,他们的生死都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陈若曦在叙写这种可悲事实的同时,也揭示了像红卫兵小张一样被当时的社会政治浪潮愚弄的年轻一代的精神变质,以及整个社会的麻木及盲从,这是比个人悲剧更深重的民族不幸。
  二是揭露极左思潮和对个人的盲目崇拜所带来的人性压抑。例如《晶晶的生日》、《大青鱼》等。《晶晶的生日》“有一位绰号‘左出奇’的卓先生,一切唯党马首是瞻”,[2]他的两个孩子也都随大流去当了红卫兵小将,他们的邻居文老师一家,背着海归的头衔,一直活在这些极左人士的阴影之下。四岁的小小子晶晶和同伴戏耍时无意说了句毛主席坏蛋,他临产的母亲文老师因此忧心全家的政治命运,惊悸早产。
  三是表现“文革”中遭受批斗下放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如《耿尔在北京》、《归》等。《老人》的主人公早年留学日本,志愿为民族复兴奉献终身,是位忠诚的老党员,却在“文革”的数次运动中,被派去打扫肮脏的厕所。陈若曦用温情的笔触寄予了老人坚韧的品质和知识分子的骨气,同时也批判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痛心于中国文化层的断裂。
  二、李碧华——文革事实的消解和重构
  李碧华从未涉足大陆,她对文革的映像,全部来自于他人的记忆、一些文革事实的碎片以及自己奇诡的想象。然而,集体记忆是不牢靠的,因为记忆会发酵成别种面目,几个人转述之间,历史就变味了。李碧华通过对这些记忆碎片的重新解读、自我再创作,营造肆意破坏,枉顾法纪的主观“文革映像”,这也使其文本中的“文革”书写夸张且失真。李碧华残忍地把这些人性中最自私无望的部分铺陈夸大,揪著你去看,你只觉得惨烈。而惨烈就是没有经历过这场政治风波的人对文革的大概想象了。
  长期作为英属殖民地和移民聚所的独特社会环境,使香港形成了以西方意志主导,杂糅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的价值取向。正是中西方两种势力的拉锯,最终导致香港的身份界定成了一根刺。80年代中期,“九七”问题浮出水面,香港即将摆脱殖民地身份。港人从边缘化的缝隙中惊觉,开始寻根寻源,确认自身,想象家国轮廓。李碧华小说中文革叙述主要集中在《霸王别姬》、《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和《青蛇》这三部小说。这三个文本的成书时间契合了当时“九七”回归事件。香港与大陆长久分离的姿态,使得港人需要重新与大陆建立某种更契合的亲缘关系。而此时,在大陆伤痕文学开始走俏,大量记叙这段历史的文字将“文革”这个政治事件演化为一个集体记忆的符号。李碧华成功抓住这个契机,把香港和大陆的历史在小说中衔接起来。《霸王别姬》里段小楼在“文革”后从大陆流落到香港,潘金莲也在命运的轮回中,逃离大陆,嫁给在香港做生意的武汝大,这些最终落脚在香港的情节设置,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香港本位的回归。
  李碧华与陈若曦最大的不同在于,李碧华是一个通俗言情作家。即使有“文革”这样惨烈的背景造势,她的小说也无法脱离爱欲纠葛。那么有“文革”作陪的言情又有什么不同呢?脱离了冠冕的爱情,情欲更加真实,正如作者在《霸王别姬》中所说“帝王将相,才人佳子的故事,诸位听的不少。那些情义恩爱都瑰丽莫名,根本不是人间颜色”。[3]
  在“文革”面前,暴力和情欲找到了一个宣泄的闸门,变得肆无忌惮起来。《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潘金莲转世成单玉莲,成了芭蕾舞蹈学院的演员,文革时,原先的院长跳楼自杀了。后来的新院长,姓章,武斗出身。有天,章院长的视线落在了单玉莲正在发育的胸脯上,原始的情欲蔓延,在出闸的权利和情欲涌动下,单玉莲被章院长这个假革命积极份子强暴了,甚至背上破鞋的黑锅。等她下放去鞋厂做工,男人们都知道她的底细,明面上木着脸孔,私下的心思却不可告人。《霸王别姬》中,“文革”演化成为一场血宴:一个女人跳了楼,她的断腿,弹至墙角才堪堪止步,有些物体溅到脚下,不知是一只牙齿还是一节断指。文革这把火,把理性烧成了灰,众人都抱着自顾身家的觉悟。《青蛇》的文本中,一群身穿绿制服、戴着红臂章的小孩子,推倒了雷锋塔,放出了白素贞。他们的功课不是在学校上课,而是今天去砸庙,明天去烧寺,后天去拆塔。小小的孩子,过早地品尝到了放纵的权利,造成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三重崩塌。
  这些充斥着情欲和暴力的书写,晕染开一幅血色的画卷,极端的发泄方式,进一步加深了“文革”的荒谬色彩;而极端的背景,成了把人性和剥离的爱情示众的绝佳平台。
  关于“文革”的书写,陈若曦本着亲历者的真实,带着部分自序传的色彩,以一种对人性的深层关照和对这段过去的回忆姿态,塑造一个个在绝望中挣扎的,或是被这场政治浪潮蒙蔽的,既悲且壮的人物形象;李碧华更多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带着强烈的目的性,借用这段历史的便利,完成了对大陆的想象、对香港身份的定位以及创造一个合适的写作背景为基点。
  [参考文献]
  [1]尤作勇《陈若曦文革题材小说研究》[J]临沂大学学报,2016.
  [2]陈若曦《尹县长》[M],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
  [3]汪澄《论李碧华小说中文革描述的小说叙事与香港意识》,青年文学家[J],2013.
  (作者单位: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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