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的红岩情思

时间:2022-03-09 09:36:26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2018年2月4日,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14周年纪念日。邓颖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1985年10月14日,邓颖超重返红岩嘴13号,深情回顾当年的革命岁月。对于邓颖超而言,红岩,是她在风雨如磐的时代中不懈奋斗的地方,在这里她参与南方局的领导工作,促进和推动大后方妇女运动;红岩,也是她与周恩来这对聚少离多的革命夫妻生活的地方,在这里她度过了一段夫妻生活相对平稳的温馨时光;红岩,还是她母亲和周恩来父亲的安葬之处,在这里她陪伴两位老人度过人生的最后岁月。因此,来自红岩的一草一木,总能引起邓颖超“百感交集”“万感心绪”的复杂情怀,总能让她重新回到那段艰难困苦却又激情燃烧的火热岁月……
  水仙自红岩来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举的忙碌岁月。
  周恩来远赴莫斯科协助毛泽东与苏联政府谈判,邓颖超留在北京,主持全国妇联的全面工作。当时妇联主席蔡畅因病住院、秘书长区梦觉也因事南下,因而邓颖超十分忙碌。这期间,她除了抓紧贯彻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外,还亲自主持我国第一部《婚姻法》最后的制订工作。
  疏影横斜的西花厅,男女主人都不在家的午夜显得分外冷清和寂静。邓颖超开完会拖着疲乏的身体回来,一进门就觉清香扑鼻,原来是客厅花瓶里插着两束水仙。这是重庆红岩的房东刘太太(饶国模)托人带来的生长在红岩土壤里的新鲜水仙花。一时之间,邓颖超惊喜万分,忘记了疲劳,放下待处理的其他事,从瓶里拿出那两束水仙,细细地抚摸,切切地欣赏……
  三天后,邓颖超在写给周恩来的长信里,详细地描绘了看到红岩水仙的心情:
  花从重庆红岩来,又把我的脑思带回到重庆红岩去。三年红岩,一切往事萦绕脑际,历历如在目前,我的心情复杂,对花无言,半晌才迸出一句,‘百感交集’語……可惜你没有在家,如果你在的话,你一定和我具有同感,而且是最能了解我的心情的人。
  写到这里,邓颖超还意犹未尽。想到莫斯科冰天雪地里的丈夫,她慎重地随长信给周恩来寄上三枝水仙:“可惜花儿不能久留待你归来。为此特寄三枝给你,到时水仙花想已干萎,但终是来自红岩土壤里的花,或能余香犹在吧。”
  于是,来自红岩土壤的普通水仙,从重庆飞到了西花厅,又从西花厅飞到了莫斯科,带着沉沉的心意,被送到远人的手中……
  夫妻“八互”
  邓颖超和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模范夫妻。
  周恩来眼中的邓颖超,是“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是能伴随他共上断头台的罗莎·卢森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而邓颖超心中的爱情基石,是她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和信念。这对“双星交辉”的革命者,夫唱妇和,相得益彰,他们的爱情始终与革命交织在一起,如经年的醇酒,愈久弥香。
  邓颖超在他们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和爱情生活中,总结出极具特色的夫妻之间的“八互”原则,并广为流传。
  “八互”,即“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根据不同时期的回忆和记载,“八互”的内容略有不同,但核心内容却是统一的,即夫妻之间要互相沟通、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互相体谅。
  邓颖超和周恩来共同生活了五十余年,正如邓颖超晚年所描述的,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光里,他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和风雨沧桑,却“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
  1927年蒋介石发动屠杀共产党员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周恩来正在上海,邓颖超则待产于广州。后来,那个在血雨腥风中生下的孩子不幸夭折,邓颖超自己也因过度紧张疲劳带来后遗症,日后再难怀孕,她心里无比难过,是周恩来坚定地安慰她、宽解她;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辗转来香港治病,他从昏迷中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打听邓颖超的下落,听说邓颖超身在上海一切平安,才放下心来;长征途中,周恩来身染肝脓疡,又是邓颖超一连数日不眠不休地精心守护照顾,将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而红岩的生活,是他们十多年来夫妻生活中相聚最长、相对平稳的一段时间。在红岩,两人有了更多交流感情的机会,“愈益热爱”着对方。周恩来曾公开地说,“十多年来,爱情是在上升和发展”,他们互敬互爱,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并惠及身边的青年人。在红岩,几乎每对结婚的年轻夫妇,都得到过周恩来和邓颖超关于“八互”的祝福。
  当然,和普通夫妻一样,两人也会因为性格和处理问题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矛盾甚至争吵。
  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患小肠疝气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做手术,不料一向身体硬朗的周恩来的父亲此时却在红岩猝染重病,虽有邓颖超及时安排就医并精心照顾,仍然在周恩来住院的短短时间里去世。而邓颖超为了让周恩来安心手术,瞒下了这个消息,直到周恩来出院。
  听说父亲已经去世三日,周恩来惊得脸色苍白,由于他手术后身体虚弱,竟站不住,只能蹲在地上,悲痛欲绝,恸哭不已。他大声责问邓颖超:“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为什么要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邓颖超被周恩来的雷霆之怒吓得不敢吭声,躲在一边直掉眼泪。虽然周恩来在这件事上对邓颖超极为生气,但邓颖超长期照顾老人生活的点点滴滴,他是铭记在心并终生感激的。
  “我一定坚守母教!”
  1939年5月,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经历两年的牢狱折磨、一年的颠簸跋涉,终于来到重庆,和女儿女婿团聚。
  杨妈妈是中共党内少有的革命老人。邓颖超幼年丧父,她作为母亲仅有的孩子,与母亲相依为命地长大,感情非常深厚。邓颖超投身革命后,母亲杨振德也一直和唯一的女儿生活在一起。从天津到广东,从广东到上海,从上海到中央苏区,老人和女儿女婿一起经受了战斗的艰辛和地下斗争的危险,以自己的方式参加着革命工作,从未退缩。
  红军长征后,杨妈妈在转移过程中不幸被捕,被关进九江反省院,国共合作以后,杨妈妈才被放了出来,先到武汉,后又辗转来到红岩。
  这时的南方局刚刚迁到红岩,办公楼正在修建,用房极为紧张,遑论生活用房,很多工作人员都是拥挤着住在一间小屋里。如何安顿年逾花甲、体弱多病的老人呢?
  有的同志提出到街上的旅馆开个房间,但邓颖超表示花费太多,不行。又有人提出在房东饶国模的家里找间房子,邓颖超又觉得麻烦群众。饶国模听说了这事,执意要请杨妈妈来家里住。邓颖超推辞不过,就答应让母亲住在刘家阁楼上的一个角间里, 说什么也不让刘家再腾房间。这间小房子不到4平方米,相当于现在一般家庭宽1.8米、长2米的床那么大。房间太小,加上阁楼的空间较矮,没有办法放下一张床,邓颖超就弄来些稻草铺在地板上,稻草上面再铺上褥子,让母亲睡在地铺上。周恩来和邓颖超乐呵呵地对老人说:“铺着金丝褥子住在高楼上,条件满不错嘛!”把老人家逗得哈哈大笑。
  虽然一家难得相聚,但团聚的时光总被女儿女婿忙碌的工作冲得七零八落,母亲也不忍心用自己的“小事”打扰家人。却不料,杨妈妈的生命很快就走到了尽头。虽然在红岩的生活条件简陋,但这却是杨妈妈一生中最后的幸福、宁静时光。母亲去世时,邓颖超未能守在身边,留下了一生的遗憾。
  1985年,红岩。
  邓颖超满头花白,步履蹒跚,来到母亲的墓前,长久伫立。时光飞逝,岁月匆匆,母亲的容颜早已消失在岁月的深处,而墓前的誓言,已被邓颖超以一生的实践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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